前言：
　　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任总经理尉文渊在“327”国债事件结束后引咎辞职，并彻底离开了他亲手参与创建的证券市场。但作为“中国证券IT技术平台的奠基人”，尉文渊与证券市场有一段永存的纽带。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声锣响之前的最后一周，尉文渊终于拍板：摒弃国外沿用了百年的手势/写板交易。但后人很难想象，号称在全球率先起用自动撮合系统并实现无纸化交易的中国证券技术平台，当年竟是从几台自攒的386PC服务器起家；而成功鼓捣出全套撮合、清算、柜台、电话委托以及卫星传输系统的早期开发者，也清一色是中国大陆汉子。10年来，每一次市场风波都会跟进一场技术改造，每一步市场突破都要推动一轮新的系统升级。如今在证券期货业，“IT”的意义正趋近“命脉”。
　　尽管有人认为，今天说中国证券期货市场10年走完发达国家百年历程，还为时过早，但如果以此形容10年来中国证券期货的技术发展，恐怕算不上过分。因此，明天的成败又成为关注的焦点；而为历史做个系统脚注，也显得更为重要。
　　1990年～2001年，中国的证券期货技术发展经历了创立期、规范期，并正在进入新起点发展期。《IT经理世界》从本期(2001年第18期)起，将陆续刊载由本刊记者历时数月采写的“中国证券期货技术10年系列报道”，以免让一段鲜为人知的重要往事散失在厚厚的历史尘埃下面。
　　从无到有 蹒跚上路
　　● 本刊记者 杨小薇 于江
　　从1990年年底沪深两地证券交易所开业算起，中国证券市场风烟滚滚走过11年，也被媒体炒作了11年。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中国证券市场运用信息、通信技术，创造了很多世界证券行业的第一：第一个在交易所核心业务系统中采用微机局域网；第一个实现发行、交易、清算全程无纸化；第一个创造了交易所席位无形化；第一个建立了世界最大的证券卫星专用网；第一个实现了实时成交回报；第一个创新了数字电话委托系统；单个交易日交易笔数达到世界前列……
　　然而，当年这一切的起点之低，是如今新一代IT人难以想象的。
　　“土造”自动撮合系统
　　1990年五六月间的某一天，上海，两个人换乘了一辆开向徐家汇的电车，颠颠簸簸前往一家电脑公司服务部借调制解调器。这两个人当时谁都没有想到，如此普通的一次公干，竟然开启了中国证券交易信息化的序幕。他们一位是当时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备组的负责人尉文渊(后为上海证券交易所首任总经理)；一位是当时筹备组负责搭建计算机系统的谢玮(现任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助理)；而他们前去的公司，正是后来在沪深两交易所草创期首次将局域网技术成功应用在证券交易中的深圳黎明电子公司设在上海的服务部。这一去又带出了中国证券信息化另一位重量级人物——时任深圳黎明公司网络部经理的邓一辉。
　　1990年5月，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管处副处长的任上，尉文渊接到了筹建上交所的任务。“没人懂”，是他们当时面临的最大困境。尽管尉文渊从当时不多的国外资料中了解到，国际上证券交易有三种模式：口头竞价、书面报单(写板)、电子计算机交易系统或者计算机辅助交易，但他坚信，“终究几十年过去了，高科技发展这么快，我们不可能再重复过去的道路。”
　　为了开发一套计算机系统，尉文渊先从向人行借来的交易所筹备金中拿出100万元。接着他遍寻技术开发人员而不得。很偶然，被尉文渊称为“中国证券市场技术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人物”——谢玮——开始进入他的视线。谢玮当时在上海财经大学基础部任助教，在帮上海人行金管处做国库券交易统计程序时，曾与尉文渊有过不深不浅的交道。
　　听说要做个自动撮合系统，谢玮只说了句“行吧。试试看。”于是，尽管没有仪式和文件，但尉文渊和谢玮两个人实际上组成了上交所技术系统的攻关组，而尉文渊更多地是做决策。当时交易所没有设备条件，谢玮就在上海财大的机房里干上了，直到1993年他才正式调入交易所。凭着朦胧的网络技术意识，尉文渊否定了最多只能带二三十个终端的中、大型机方案，而是一下子就首肯了谢玮提出的可以在今后进行服务器叠加的内部局域网技术。没多久，搞网络的邓一辉也“入伙儿”了。

1987年从贵州调到深圳的邓一辉，出身于造船世家，考大学时却以第20个、也是最后一个志愿被贵州大学计算机系录取了。从此阴差阳错对计算机着了迷的邓一辉，在1990年六七月得知上交所准备用网络技术搭建计算机系统后，立即飞到上海见谢玮。
　　2001年，邓一辉回忆那天的见面时说，初次相识的谢玮，上来就向他提了三个问题：你能不能用汉字？因为股票一定要用汉字；你能不能解决远程的问题？股票行情大家都要看得到；上网络倒是可以，但是以后肯定要用大型机，网络与主机可以联吗？谢玮话音刚落，邓一辉就笑了。早在1990年之前，深圳黎明就已经解决了Novell网投入中文环境应用的三个技术瓶颈——网络汉字操作系统、远程通讯问题、网络文件服务器和主机的连接。
　　不久，深圳黎明便与上交所签定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电脑网络系统》合同，合同额为207万元人民币。在黎明搭建起的网络平台上，上交所最初所有的应用程序都是由谢玮一个人开发的。其中最核心的程序就是全自动交易撮合系统。
　　由于上交所在中国第一个吃“螃蟹”，因此就连筹备组的业务人员对很多业务背后的内涵也并不清楚。后来被业界称为“将Foxbase都用绝了”的谢玮，当时无奈地发现，“做一个交易配对时，一个买，一个卖，需要在电脑里产生一个成交价格。这个现在看来都很正常，但在当时很难弄。一连串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一些业务规则，在做电脑系统时都必须考虑进去。否则，系统就会出现把一个价格打高了，一个价格打低的现象”。在交易所尚未成立、成型的业务规则也没有的情况下，谢玮要开发一套国外也很少用的自动撮合系统，其难度可想而知。据谢玮回忆：“开发的时候，简直就是没日没夜。白天我跟业务人员聊交易规则需求，晚上就要根据业务需求写程序。”
　　在不断地磨合与沟通中，谢玮居然在几个月中搭建起了上交所沿用至今的技术框架体系。这个技术体系不仅解决了上交所开业后的交易效率问题，它更多的作用是将大家短期里总结出的业务规则固定在了系统里面。
　　1990年12月14日，忙得连滚带爬的谢玮和邓一辉接到通知：上交所彻底放弃了口头竞价和书面报单(写板)这两种交易方式，将宝全部押在了电脑交易系统上。接下来的5天5夜，尉文渊和他们一起完全泡在了电脑房中。
　　在上交所筹备期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基曾三次前往视察。当他得知连香港交易所的计算机当时也只是作为辅助交易与行情显示，还无法做到自动撮合，而我们在正式开业那天要上自己的“土造”自动撮合系统后，他特意邀请了许多香港和国外的记者、要员开业当天到上交所的机房参观。
　　1990年12月19日，开业后第一笔交易通过计算机顺利完成后，上交所电脑房里一片欢呼声。但让人后怕的是，由于时间紧而来不及对系统做任何测试，嘉宾刚刚离去，电脑突然死机了，而此时的谢玮，已经躺在桌子上幸福地睡着了，尉文渊也因极度疲劳被抬了下去。但就是1990年12月19日，奠定了尉文渊作为中国证券技术奠基人、谢玮作为证券撮合系统开创者的业界地位，上交所也在这一天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直接采用计算机自动撮合配对系统的新交易所。
　　上交所这套电脑交易系统一经投入使用，就基本控制住了当时上海的证券黑市交易，因为在电脑里，证券交易完全是公开、公正的；而且，通过计算机系统，股市行情一下子就可以发布出去，初步堵住了因为交易信息阻塞而出现的管理漏洞。
　　当上交所系统运行了好几年以后，谢玮才发现，自己的“拙作”竟与国际上流行的证券交易G30(Globle 30)原则基本吻合。这使谢玮又一次坚信：“我们的系统一开始就基本上没有大的缺陷在里面。”
　　首创全球无形席位
　　听说上交所要开张，早在1989年年底就成立了的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组终于坐不住了。在得知上交所将于1990年12月19日开业后，深交所筹备组匆忙宣布深圳证券交易所于1990年12月1日开始试运行。
　　与尉文渊“草莽英雄”的胆识与魄力形成鲜明反差，年长尉文渊10岁的深交所筹备组负责人禹国刚则显得更为理性。早在1990年3月，深交所筹备组便刊印了有“蓝皮书”之称的《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建资料汇编》，其中竟完整收入了深交所未来的计算机辅助交易规则。只可惜深交所计算机自动撮合系统真正上线是在1992年的3月。
　　1990年8月，从内蒙古科学院计算所闯荡到深交所已经3个月却仍在打杂的王侯，临危受命，重新开发历经6个月却开发失败的撮合系统。现任深圳证券卫星通信公司董事长的王侯，当时接到任务后，将自己锁在机房里干了13天，用C语言编了一套演示性撮合系统。王侯在44岁时做了一回“拼命三郎”，因为如果他失败了，就可能立刻被炒掉。
　　然而遗憾的是，在深圳有关人士“由简到繁，由易到难，先手工，后电脑”的指导思想下，为慎重起见，深交所1990年12月1日开始试运行时，他们还是选择了人工写板交易模式。计算机只负责记录成交情况和进行清算(不包括股票过户)。
　　由于采用人工写板撮合模式，深交所试运行后交易效率很低。当时身穿005号红马甲、代表深圳农业银行出市的陈荣斌记得很清楚，“农行派两个人在交易所场内，一个接电话，一个上板、写挂牌。为了抢一笔合适的交易，往往是几个公司的出市代表同时站起来，接下来比的就是赛跑。”一天赛下来，红马甲常常会累得瘫倒。当时，深交所一天最多只能处理1000多笔交易。在市场提高效率的压力下，1991年3月20日，深交所已经开发出来的撮合系统开始投入运行，但它依然只是作为辅助交易手段，人工撮合的效率瓶颈仍没有打破。
　　不久，在上海打了漂亮仗的邓一辉等人载誉回到深圳，恰逢深交所下决心要上自动撮合系统。黎明公司在上交所的成功已经引起了当时深圳主管副市长张鸿义的重视。经过投标，深交所的电脑交易系统项目被黎明公司取得。但合同额却不再是200万元人民币，而是陡升为250万美元(当时1美元约兑5至6元人民币)。
　　“深交所的系统我们动了很多脑筋。”邓一辉说。黎明公司的后发优势效应在此得到一定体现。1992年2月28日，难产的深交所自动撮合系统终于正式上线。但据业内人士评价，深交所的这套电脑交易系统对中国证券市场的贡献还不在此，它最大的贡献在于推出了全球首创的无形席位。
　　1992年5月，黎明利用64K数字传输网络技术，在深交所与深圳同城券商营业部间搭起了国内第一个64K数字网络。在这个网的营业部端，邓一辉设计了一套自动报单系统，营业部可以通过网络直接将股民的委托下到交易所的撮合系统里，原来忙碌不已的红马甲失去了作用，沦为自动报盘的备份手段。这样，券商与交易所之间的交易通道由以往几个出市代表一下子拓展为理论意义上的无限多。在这个环节上形成的证券市场效率瓶颈，从此迎刃而解。
　　同时，深交所采用电信的分组交换网(X.25)也打通了与外地券商的交易通道。邓一辉清楚地记得，开通后第一笔异地交易来自广西证券公司南宁营业部。委托通过网络自南宁传到广西证券深圳营业部，再自动传到深交所，成交后返回，整个过程才用3秒钟。即使是通过调制解调器，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一笔交易，整个过程也只有7秒钟。这样的速度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无形席位让深交所交易大厅以外的交易一下子活跃起来。整个深圳证券市场跟着也活跃了，交易量大幅攀升。但为了参观之需，直到1997年的7月2日，深交所才把交易大厅取消，红马甲从此在深交所彻底销声匿迹。
　　柜台系统：与效率赛跑
　　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给曾经一度被视为资本主义产物的中国证券市场带来了创立以来的第一次爆炸性发展。5月21日，上海股市全面取消交易价格限制，有人说：“这一天是中国股市的真正诞辰。”从21日到23日，仅仅三天，上交所股票价格一飞冲天，暴涨570%；其中，5只新股市价面值狂升2500%至3000%。一时间，市面上到处流传着：“某某买股票赚了上千万！”的神话。人们为了一夜成就自己的发财梦蜂拥去买股票。
　　早在1992年5月，深交所与同城券商营业部实现联网后，禹国刚曾在给深圳市政府的报告中建议把新股发行放到网上去做。但由于种种原因，深圳市政府决定沿用传统抽签、电脑摇号的方式发行新股。结果新股发行中腐败现象层出不穷，终于，在1992年酿成了“8.10”抢购股票风潮。在“8.10”中，股票买卖难背后的技术尴尬也浮出水面：一边是股民狂热的购买需求，一边是数量可怜的证券营业部和低效率的柜台交易手段，双方的矛盾在短时间内急剧激化。
　　据当时就职于深圳农业银行电脑信息中心的王锦炎回忆，“造成那时股票买卖难的关键问题是我们效率低下。那时，全深圳才有八九个营业部，营业部一个柜台一天满负荷仅可以做200笔委托交易，只能接待1000个股民左右。全深圳一天才可以有9000个股民做成交易。这样的交易效率怎么能满足几万人买卖股票的要求呢？”当时，上海也面临同样的局面，股民半夜就得到营业部排队；普通的一张委托单黑市价格成倍地上涨。转瞬之间，证券公司营业部柜台交易手段的落后，已成为整个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瓶颈，甚至是社会矛盾的焦点之一。现实逼着券商大规模采用信息技术以提高市场效率，化解股票交易难。
　　如今，我国证券柜台交易系统的发展历史已经越写越厚，但现任国信证券公司技术总监的廖亚滨恐怕永远是开篇人物。是他建立了完整的柜台交易系统。1990年底，为深汉电子科技公司做深圳国投证券(国信证券的前身)营业部的清算交割打印系统，是廖亚滨入行的第一次作业。
　　当时，这套报价只有4000多元的系统上线后，确实解决了一些手工操作困难。“看到了好处，尝到了甜头”的国投营业部经理觉得，“证券行业以后一定会依赖上信息技术的”，便邀请廖亚滨加盟国投。1991年7月，廖亚滨正式进入深圳国投证券部。从此后，他再也没有离开过他一手创建的国信证券电脑系统。
　　到国投后廖亚滨了解到，当时从股民到营业部柜台委托开始算起，一笔交易要经历复杂而漫长的手工操作流程，证券营业部的员工加班到深夜犹如家常便饭，但依然错误百出。
　　1991年“十一”过后，在借来的一间营业部财务室里，廖亚滨用几台电脑做了一个局域网，开始按照自己从业务流程中抽象出来的基本业务需求写程序。
　　3周后，他在Foxpro上开发出了深圳国投证券部第一版柜台交易系统。据业内人士评价，这版证券营业部柜台交易系统极具典型性，代表了当时柜台交易系统的最高水平，基本上能够替代营业部全部的手工作业环节。11月，系统投入运行，它采用了局域网技术，只有两个无盘终端、一台286PC服务器，全部投资仅三万多元。廖亚滨就用这样一套今天看起来很简陋的系统，把业务流程做了一次重组。
　　“廖氏”第一版系统首先解决了一直困扰券商和股民的合同序号排序问题。从股民到柜台递委托单，营业员输入委托起，系统就会自动给他排一个合同序号，代表委托先后的次序。
　　“廖氏”第一版还将报单员从高强度、混乱的工作状态中解放出来。据廖亚滨介绍，实物委托单被报单员面前的电脑取代后，“最多时，一个报单员一天可以报1500笔单。而在此之前，一个人一天报三四百笔就到头了。”
　　追求公平、效率，只是廖亚滨设计系统的初衷之一，他更希望技术“能够解决手工处理带来的很多滞后问题”。当股票、委托单录入电脑后，它们便化为一个个可以自由地按照业务流程高速、准确游走的数码，只要原始数据录入无误，剩下的就是系统自动处理了。以往需要经常加班处理的业务，如今系统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做完。此外，“廖氏”第一版系统还实现了一个重要功能——大户的保证金管理。它为日后散户保证金管理奠定了技术基础。
　　此版柜台系统于1991年11月上线，为当时深圳证券登记公司正式启动股票托管(即股票无纸化)立下汗马功劳。当时，深圳很多券商还没有电脑柜台交易系统，登记公司为了推动整个证券市场同步适应股票无纸化的改革，组织廖亚滨所在的深圳国投证券部、深圳特区证券公司等四五家券商的技术人员，用半个月开发了一套简单的柜台系统通用版。此后，这套系统便成为深圳很多证券公司电子交易的起点。
　　然而，尽管“廖氏”版本解决了证券公司内部的效率问题，却无法解决从券商营业部到股民端日益加剧的交易拥塞。直到1993年前后推出了电话委托交易系统和卫星传输系统(详情见本刊下期连载的《证券卷》(2)——编者注)，我国券商柜台交易系统的创建过程才基本完成。
　　无纸化革命
　　1991年，陈荣斌经常看到一位广东东莞的私营老板，拖着鼓鼓囊囊的麻袋到他所在的深圳农业银行证券营业部购买股票，麻袋里装的是一叠叠的现金，好几百万元。“一看见他来，我们又高兴又怕。高兴的是来了个大户；怕的是他买完股票，我们要在一张张实物股票上背书他的名字、盖章。那时100股算作一手，过户几百万元的实物股票，营业部人手不够，常常要从农行调人帮忙。”
　　然而，即使陈荣斌他们全干完了，整个实物股票过户也才进行了一半。证券公司要把处理完的实物股票立即送到深圳市证券登记公司，还要再经历由登记公司一张张手工背书、盖章的过程。那时登记公司“招收了很多文化程度不高的女孩，专门跪在地上盖章。经常跪得膝盖流血。”
　　当时位居上交所老总的尉文渊，则对整个交易流程的“肠梗阻”至今记忆犹新。“我们是1990年12月19日开业。我印象中到了1991年的年初，也就是两三个月以后便搞不下去了。毛病出在股票的交收上。经过多次背书的实物股票转来转去经常出错。当时是T＋4，当天买入四天后才能卖出，即使时间如此宽松，券商有时也不能按时到交易所交收过户股票。而在后台这块，没有交收你就不能保证每天的交易及时清算；不能清算，后面的交易就要断了。”说到这儿，尉文渊的声调立刻高了几度。被逼无奈，无纸化交易开始在沪深两地正式启动。
　　1991年4月，最终取代实物股票的股票账户在上交所诞生了。每个股民只要在上交所的清算部(上海证券登记公司的前身)开一个股票账户，在计算机数据库里录入自己的股东代码以及持有股票的种类和数量，以后再卖股票时，交易所对其股票账户查证后，只须在系统中减去出售的股票数量；至于买入就更简便了。使用股票账户后，一买一卖只须在系统数据库里做一个数据转换，股票就从甲账户到了乙账户，完成了以前冗长的交收过程。
　　当年9月，上交所开业后发行的第一只股票——兴业房产——准备上市发行。在尉文渊的果断坚持下，兴业房产只印了30％的实物股票，却一张都没发出去，最后全存到上交所的仓库里。兴业房产事件之后，上交所便立即做出规定：企业如果要发行实物股票，就不能在上交所上市。不仅新的实物股票不能面市，上交所还倾巢出动、一鼓作气把散落在汪洋般股民手里的实物股票全部收回了。
　　股票无纸化交易一经确立，从兴业房产开始，股票无纸化发行也跟着呱呱落地。它虽然革新了旧有的股票发行方式，却也使上海造币厂下设的证券印刷厂丢了大生意。那时一张实物股票仅印刷成本就是2块多钱，印出来以后还得保管、发行，一张股票里外都赚钱。曾经像现钞一样的实物股票，在中国存在了不到两年就奇迹般地被归入历史文物；而真正意义上的股票，却开始演变为一个纯数字化的金融产品，为信息技术不断介入证券市场运转提供了无限的空间。
　　但数字股票在法律上的地位，却曾经在业界引起过轩然大波。据尉文渊证实，这个问题是在1992年上交所上B股的时候，通过打印交割单才彻底得以解决。之后，本着类似的思路，上交所利用电脑系统又对配股、分红派息、发行新股、国债等业务模式都做了创新。但直到1993年初，“孤陋寡闻”的尉文渊也是通过接触G30标准才知道，上交所这种革命式的做法叫做股票无纸化。
　　就在上交所以“赌一把”心态突然发动了股票无纸化革命之时，深圳证券登记公司也在1991年底建立了自己第一版的单机清算系统。作为登记公司系统的核心程序，清算系统要解决股民开户、股票过户、券商资金结算等需求。但深圳登记公司第一版的清算系统当时只能简单地登记股票，诸如过户等环节，却还需要借助手工辅助。
　　就是凭借如此简陋的清算系统，深圳登记公司也于1991年底，完成了被深圳证券业称为股票托管的股票无纸化改革。股民只要把手中的实物股票拿到券商营业部登记，券商把记有股票种类、数量的数据拷在磁盘上，拿到登记公司复核，登记公司复核盖章后，股民的股票就可以托管在相应的营业部。深交所股票二级托管模式也由此而来。不久后，深圳登记公司的清算系统升级到了微机服务器上，过户业务也实现了自动化。
　　股票无纸化、交易无纸化和清算无纸化的最终实现，如同搬掉压在背上的三座大山，使第一代证券人大喘一口气。而一直在生死线上挣扎的证券人，当时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输不起的他们，已经有了第一桶赢来的资本——中国证券市场拥有了包括自动撮合系统、自动柜台交易系统和自动清算系统在内的完整的IT技术平台雏形。
　　然而证券市场命运多舛，当接下来市场要脱缰冲向前时，却像触电一般，被当时证券信息通信的传输障碍打了回去。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不久，天南地北梦想发财的人们，开始将前所未有的热情和狂热投注到股市之中。然而，彼时彼刻的天时与人和，却偏偏没有地利相佑。当时落后的通信水平，曾迫使中国证券市场勒缰立马于地域束缚的天堑之边。但没过多久便出现了——
　　冲破天堑 营造公平
　　● 本刊记者 杨小薇 于江
　　1991年前后，还算是初生“牛犊”的上海和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分兵两路“斗胆”进军全国大市场。但双方很快就发现，原以为有了电子交易技术平台的证券市场会轻车加速，却不想在生存与发展之间突然出现了一对死结：证券交易竟会有“信息发布不对称”，由此还带来了“交易不公平”。被激怒的股民和监管部门，曾着实给了交易所不少颜色看。
　　以上交所为例。1992年前后，上交所会员的营业部已从上海本地开到周边各省，从省会城市开到地、市、县，甚至进了西藏；交易席位也从最初的20多个猛增到二三百个。但是，据尉文渊回忆，当时对外地来说，交易行情发送不是滞后，而是根本就从上海传不出去。那时全靠电信的长途电话传送股市行情，而长途的接通率达到8％就算符合国家标准。这无形中让上海本地投资者先天拥有了资讯优势。“那个时候就连北京都经常收不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行情信息。为这事还闹过几次矛盾。北京静坐过，证监会也来查过我，认为我在这里搞什么名堂。股民说我们要‘解放大上海，套牢全中国’。其实，他们并不了解，那时我们为解决此问题已经是焦头烂额。主要是没有资金打开异地长途通信的瓶颈。”
　　其实，类似的不公平不但横亘在外地股民与深沪本地股民之间，同时还出现在凌晨两三点就去证券营业部门前排队的本地股民之间。第一代中国证券人，尽管已搭建起证券电子交易技术的雏形平台，在生存间隙赢得了些微喘息，却又在不经意间撞了证券市场公平原则的南墙。于是，冲破通信传输的天堑，成为他们硬着头皮迎上去的下一个大战。
　　电话委托：初破天堑
　　电话委托证券买卖技术的出现，是他们逾越天堑的第一个突破点。
　　1992年5月，深交所的自动撮合系统、自动报盘系统(无形席位)上线，股民的委托通过营业部端的报盘系统，可以在瞬间进入交易所的撮合系统。但证券市场的早期发展，似乎总要一瘸一拐；原本是用来打通交易通道的先进手段，却给市场效率带来新的失衡：越来越多的交易拥堵，开始从交易所与证券营业部的接口处，转移到证券营业部柜台与股民的接口部分。很快，这个瓶颈就聚变为造成深圳“8.10”股票抢购风潮的技术因素。深圳证券市场曾在手工环境下营造的公平交易环境，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992年3月，当时深圳证券市场的主管机构——深圳人民银行将深圳农业银行证券部定为电话委托的试点。这个任务就落在了时任深圳农业银行证券部副经理(现任《中国证券信息技术》杂志执行主编)王锦炎的身上。王锦炎曾是深交所第一批红马甲。比邻香港又操着流利的粤语，很快使王锦炎了解到，香港股民已经可以通过电话给自己的经纪人下达买卖证券的指令，经纪人再通过电话报给交易所内的出市代表。最初，王锦炎想完全照搬香港的电话委托模式。但由于在这个流程中人工环节(电话报单给场内出市代表)无法全部取消，效率低下的问题还是无法根除。况且，当时内地的证券市场股票无纸化改造已经完成；营业部柜台委托交易已经部分实现了电子化(报盘环节仍然还采用人工手段)；清算和成交回报业务也已经完全数据化。如果在其间再安插一些人工环节，就会造成历史的倒退。王锦炎很快否定了香港模式。
　　事也凑巧，在一次与香港人的聊天中，王锦炎从香港的赌马机那里得到很大启发。赌马机类似手提电脑，下注者用马场内任何一部赌马机，都可以在键盘上直接将自己选中的马号输进马会的系统中。整个过程无须人工辅助。1992年4月，灵感乍现的王锦炎，只用一周时间就写出了全自动电话委托的业务模块和数据流程。
　　随后，王锦炎拿着业务需求开始寻找开发商。他在深圳蛇口新兴软件公司看到刚开发出来的电话语音技术：在电话机键盘上按一个1，电脑里就会显示一个1。这个技术把电话的模拟信号顺利转化为计算机能接受的数字信号。接下来，一个“行！”字催生了有别于传统电话委托的数字式电话委托方式。1992年6月，王锦炎与新兴公司签定了“电话委托系统开发”合同；7月20日，电话自动委托交易系统开发成功。
　　1992年8月7日，经过一周调试，电话委托系统正式在深圳农行证券部上线运行，但却有个小麻烦：深交所早期的交易规则规定，为明确划分法律责任，委托在进入撮合系统前，必须有人工接单环节，而电话委托的全自动流程无疑与这个规定相矛盾。为此，1992年12月14日，深圳人行专门颁布了《深圳市证券业电话自动委托交易业务管理暂行规定》。到这一天，电话委托才算拥有了合法地位。1993年1月后，电话委托交易方式在深圳券商中全面铺开。

如今8年多过去了，国信证券技术总监廖亚滨对他们公司开通电话委托当天的情形，仍印象深刻。那一天，他正好在机房值班。“我上午8：30打开机器，截止到9点，半小时之内几十对电话线就收到了2000笔左右的委托。而原先一个营业部一天的委托量也不过1500笔。”他说。一条电话线半小时产生的交易量竟相当于一个营业部过去全天的交易总量，这样的效率一时间使电话中继线成为券商争夺的“香饽饽”。为了化解电话线的“资源危机”，王锦炎又在电话委托的基础上派生出了营业部内线电话委托模式，绕过了外线电话经过邮电局有可能造成的瓶颈。
　　1992年诞生在深圳的电话委托与香港人工值守的模式截然不同：股民在电话里下的买卖委托，经过电话语音技术“翻译”，立即成为数字信号；这些数码会自动进入券商营业部端的自动报盘系统，瞬间被送到交易所的撮合系统中。可以说，是电话委托与自动报盘系统一起催生了无形席位，同时彻底结束了券商与登记公司间人工传递磁盘的历史。
　　更具历史意义的是，以电话委托为标志，经常在证券营业部门前排起的长龙，“一夜之间消失了”；有大把时间排队的股民立刻失去了时间优势，电话委托也为外地股民送上一座数字“天桥”。为了尽早开一个电话委托账户(股民须拿着证件先到营业部开电话委托账户，确认交易密码后，才可以利用电话进行股票买卖)，他们最后一次凌晨到营业部门前排队。在证券公司柜台到股民一端买卖股票难的交易天堑，就这样最先被打通了。目前，我国40%的证券交易笔数都是通过电话委托方式完成的。
　　然而，券商很快便发现，电话委托提高了营业部场外股民的交易效率，却没能让来营业部交易的股民不再排队。为了让这支队伍也消失，在开通电话委托的同期，各券商纷纷采用了触摸屏技术。这便是今天证券营业部热自助的雏形。1993年，由于成本高、故障率也高，券商们先后弃用触摸屏技术，改为让股民自己敲小键盘来查询信息并进行交易。
　　到了1993年前后，证券公司或采用电视墙或利用LCD显示屏建立了营业部行情揭示系统；并引进台湾的行情分析软件解决了股民历史数据查询需求。至此，我国券商柜台交易系统的创建过程基本完成，整个市场的效率瓶颈压力也从这里移开。
　　撮合系统：再破天堑
　　1992年，我国股市经历了开创以来的第一个飞速成长时期。许多中国百姓第一次将发财的梦想寄托在股市上，每天以10万笔计的交易委托从全国各地的营业部，汇集到深沪两地交易所的自动撮合系统中，令其不堪重负。尤其在电话委托迅速推开后，证券市场新的失衡点再次转移到了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身上。
　　上交所在筹备阶段，曾“大着胆”为撮合系统设计了3笔/秒、一天几万笔的交易量，系统只带25个终端的上限。后来系统几经扩容，虽然交易量已升至400～500笔/秒，但那时场内终端已超过200个。尉文渊至今记得：“到1992年10月左右，你把单报进去以后，半个小时后也不知道成交没成交，有时甚至一个小时，大家都说在看电影。而且报进去的单子还撤不了，网路几乎全部堵死”。
　　上交所的创始交易系统似乎提前进入了暮年。而深交所的自动撮合系统虽然上线才不过半年，却也未能幸免。据当时深交所电脑工程部经理、现任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总工程师的王彦龙介绍，那时，在闭市前进入深交所撮合系统的委托，经常到晚上七八点才能做完。他们接到股民责问的电话是常事，甚至还会受到个别股民的威胁。至此，沪深两交易所的系统升级变得刻不容缓。
　　1993年初，上交所下决心进行系统扩容。提起这段往事，谢玮恐怕至今还多少有些后怕。“当时这一步走得非常坚决。但要把一个熟悉的系统彻底废掉，再做一个全新的技术平台，我们所要承受的压力很大。”谢玮说。
　　上交所最终选择了惠普公司的827S作为主机系统，据说它比当时的NT平台处理速度快100倍。起初，惠普的技术方案是要在终端上面开发应用系统。但时任上交所工程部经理的谢玮却坚决要求新系统必须走“网络”，并提议采用当时刚刚推出的网络三层结构体系(客户服务器，即Client/Server)。尽管当时很多人对这个技术的信任度很低，但谢玮的想法得到了尉文渊的大力支持。后来，惠普请了一个曾帮助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做过类似交易系统的澳洲专家Philip，帮助上交所开发应用系统。
　　由Philip开发核心技术的新系统，所采用的正是三层体系结构(这个体系结构上交所一直沿用至今)。上交所为这套应用软件花了40万美元，这在软件搭着硬件卖的90年代初，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尽管上交所掏这笔钱多少要咬咬牙，但谢玮仍认为与Philip做了一笔划算的生意。因为“我们要求他把所有的原程序都留给我们。这不但是考虑到维护需要，最主要还是为了培养一批人。”在上新系统的同时，上交所顺便把整个系统从微机/Novell网平台升级到了主机/Unix平台。
　　1993年12月14日，听说Philip的新系统开发要完工了，“等米下锅”的尉文渊大喜。但当又听说还要经过几个月的测试才能启用时，尉文渊从心里往外蹿火。急中生智，他竟发动了几场空前的有奖竞赛——闭市后，全场红马甲一起把新系统“往死里打，打死者有奖”。只要系统一死，技术人员立刻追根寻源解决问题。结果，以这种非常规手段，用两天时间就完成了Philip需要半年才能做完的系统测试。终于，1993年12月24日，上交所的新系统切换成功。从签合同到新系统投入使用，只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
　　新系统上线后，上交所交易通道畅通无阻，除对原有席位绰绰有余的保障外，新系统还大力支持了上交所业务的快速拓展：席位从200多个增长到了2000多个；交易大厅也从1个发展到了8个。1996年12月，上交所的交易系统顺利通过了每天360万笔交易的高峰考验。目前，上交所系统每秒钟的连续处理能力已达到3000笔交易。
　　无独有偶。1993年2月28日，主持深交所工作的副总经理禹国刚也把深圳市政府、人民银行深圳分行的领导请到深交所，向他们汇报：交易系统显然容量不够，假如还不上主机，“后面的事，无谓言之不预也”。严峻的市场形势，使深圳有关领导当场认可了深交所系统升级的请求。
　　其实，从1991年开始，禹国刚就意识到上主机是今后的趋势。几乎每天下班后，他都会陪交易所的技术人员到工商银行深圳分行的机房去研究主机。在深交所系统升级方案浮出水面后，与深交所一起研究天腾(Tandem)主机半年之久的台湾凌群电脑公司，也终于从幕后走到了前台。
　　自称“历来很谨慎”的禹国刚，早在交易系统开始准备升级之前，就选择了天腾主机作为撮合系统的技术平台。理由是，世界上70%交易所的撮合主机都采用天腾。而据王侯介绍，深交所请来曾为台湾证券交易所成功开发过应用软件的凌群公司，也是经过仔细斟酌的，因为彼此都是中国人，文化上的润滑在分秒必争的当时显得格外重要。接下来，新系统的开发夜以继日，不停优化，每天都要干到半夜。此次，深交所仅为购买天腾主机就付出了400多万美元。
　　深交所系统定于1993年7月28日上线。7月25日，发高烧卧床的禹国刚，将当时深交所的总工王侯、电脑部经理王彦龙叫到家中，问：“28号新系统推出有没有十足把握？”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7月28日，深交所天腾系统上线。当天，深交所成交91790笔交易，创开市以来的最高记录。整个过程被禹国刚形容为“天助我也，一举成功！”目前，深交所系统的日处理能力为1000万笔，居世界证券交易所首位。
　　卫星系统：天堑变通途
　　当电话委托开通、交易所系统升级都完成后，证券市场的通信问题非但没有大面积缓解，反而有加剧的趋势。其实，两个交易所心里都明镜似地清楚：都是地面通信惹的祸。
　　两交易所创立之初，都是用电话专线与异地证券营业部相联。垄断资源在手的电信部门，常常对专线价格“狮子大开口”，而且说多少钱就多少钱。当时，深圳电信部门有一个工程师把专线业务交给亲戚的公司做，居然三条专线就收了券商17万元的开通费。
　　在天价背后，掩藏的是电信部门极度匮乏的通信资源和落后的通信手段。这才是“解放大上海，套牢全中国”的始作俑者。那时黑龙江某券商为了从深圳拉一条专线，竟然在深圳泡了一个多月还没能把“香”烧到“佛”跟前。就这样，通信天堑剥夺了外地股民与深沪本地股民、通信条件恶劣地区股民与条件相对较好地区股民之间公平竞争的机会。不公平的长期积累，在使外地股民对证券市场逐渐丧失信心的同时，也羁绊住深沪证券市场建立全国大市场的步伐。
　　王侯如此形容当时通信传输的危境：“当时几乎市场没法再发展了，营业部不能再增加了。要想发展，首先必须解决通信问题。”于是， 1992年春天，深交所选择了电信部门现成的分组交换网(X.25网)来解决行情异地传输与交易问题。但他们万万没想到，这一决定竟是走了一步错着。
　　当时看来，分组交换网不用走专线，它是一种协议，只要把需送传的数据打包、带着地址送到网上，数据就会按照地址送达。可是王侯与王彦龙有所不知，这个网那时尚处于试验中，“电信部门并没跟我们讲清楚”。结果，当分组交换网所联的营业部达到三五十家时，网络开始拥挤甚至堵塞。异地券商大清早6点就要呼通网络，中途一旦下网，一天之内就再也上不去。
　　当恼人的通信瓶颈变得完全不堪忍受时，深交所电脑工程部一天能接到几十个来自各地券商营业部的骂人电话。禹国刚命令技术人员“光听，不准还口。人家交易正做得好好的，线断了、行情看不到，不骂我们，骂谁！”
　　此时的王侯，已经为当初错选分组交换网自责不已。同时他也认识到，把改变的希望寄托在地面通信网络上显然根本不现实，因为交易所无法主动掌控地面通信。“要想不被动地受制于电信部门，只有换一种思路了”。而就在此时，在天际遨游的卫星进入了王侯的视线。
　　卫星有两大好处，一是快，不管在全国什么地方，从营业部把股民的委托接收下来、进计算机开始，到在交易所自动撮合成交原路返回当地的营业部，总共才两秒。王侯认为：“这个两秒对于证券交易是很了不得的数字，既快又公平。”卫星的第二大好处是，如果交易所能够拥有自己的卫星公司，将不再受制于中国电信从资源到服务的各种羁绊。于是，王侯向当时主持深交所工作的副总经理禹国刚建议：“上卫星！”
　　1993年8月，深交所、中国广播卫星通信公司(中广卫)、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航天部五院)、深圳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几家商定，分别以30%、30%、20%、20%的比例共出资1600万元人民币，组建了深圳证券卫星通信公司。王侯出任第一任总经理。
　　卫星公司一边筹建，王侯一边从行情传送下手。他与中广卫商量，借助中广卫的卫星主站，深交所先把行情送到这个主站，而后通过中广卫的通信网络向全国各地的证券营业部广播行情，券商只须在营业部建一个卫星小站接收就行了。1993年4月13日，深交所第一个小站在北京开通，通过卫星传输的行情实时地传输到了亚运村营业部，试验一次成功。禹国刚又一次用“天助我也”来形容卫星公司单向站的顺利开通。4月15日，深交所在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利用卫星单向广播行情试验成功。两周后，上交所的单向卫星站也开始向异地广播行情。
　　随着用于传输行情的单向卫星站迅速在各地铺开，捆住证券市场的地面通信天堑立即从空中被打通，深圳证券市场迅速由区域市场演变为全国市场，王侯也拥有了“中国证券卫星通讯第一人”的历史地位。从这个时候开始，由卫星构成的天网成为证券行业的主要通信网络，电信的地面通信网络反而沦为备份网络。
　　行情下行传输解决后，在9.6K/bps速率专网上慢悠悠行走的交易委托上传，一下子又成为阻碍证券市场效率的桎梏。1994年8月29日，既可以下传行情、又可以上传交易委托的双向卫星站在深圳正式开通。在此之前，深交所曾通过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4市设立信息服务中心，以分步通信的方法缓解通信紧张。与此同时，上交所则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大量的交易中心，它们的功能之一就是通信分枢纽。双向卫星站开通后，全国股民彻底摆脱了地域带来的不公平待遇。
　　在运作双向站期间，深圳卫星公司的资金缺口很大，不得已，王侯采取了“借鸡生蛋”的融资方式。1993年，他们在广东深圳银湖、肇庆和浙江宁波召开了3个双向卫星站的定货会，以推广双向站的理念。“我们把券商请来，跟他们讲双向站的技术优势，然后和他们签合同。他们先交费，一年后由我们建站。”听说新技术可以将券商完全从通信天堑中解放出来，券商可谓应者如云。3个会开完后，300多份合同到手，深圳证券卫星公司就这样轻松筹得1亿元的资金。

就在深圳热火朝天干起卫星的时候，上交所在通信部王勇的带领下，其实动手更早。尉文渊说，“那时我每天上班第一站去的就是卫星通信机房，看看那儿全国地图上贴的小红旗，了解又有哪儿建了卫星小站”。在卫星通讯系统上，也背负着上交所建立全国统一证券市场的勃勃野心。据说上交所是与深交所同期开始利用单向卫星站发送行情的，但由于上交所长期采用交易大厅红马甲报盘制度，因此它的卫星双向小站大面积启动要晚于深圳。
　　到1994年，横亘在证券市场公平原则前的一个个效率天堑、通信天堑逐一被冲破。此时的中国证券市场犹如刚刚打通全身经络的武林高手，正准备一展身手、笑傲江湖。然而，1995年2月23日发生的“327”国债事件暴露出的安全和监管缺陷，却使它又失了元气，不得不再一次选择闭关修炼。
　　(请继续关注本报道连载——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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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市场创立公平环境时期技术大事记
　　1992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确立深圳农业银行证券部为证券全自动电话委托交易试点。
　　1992年7月20日：电话委托交易系统在深圳开发成功。
　　1992年8月7日：我国第一套电话委托交易系统在深圳农行证券营业部上线。
　　1992年12月14日：深圳人行颁布《深圳市证券业电话自动委托交易业务管理暂行规定》,电话委托获得合法地位。
　　1992年：触摸屏技术进入券商营业部。
　　1993年初：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升级自动撮合系统。
　　1993年2月28日：深圳市政府同意深交所撮合系统升级请求。
　　1993年7月28日：深交所撮合交易系统成功升级至天腾(Tandem)主机系统上。当天完成交易91790笔，创深交所开市以来最高记录。
　　1993年4月13日：深交所第一个单向卫星小站在北京亚运村开通。
　　1993年4月15日：深交所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卫星单向广播交易行情实验成功。
　　1993年4月26日：上交所第一个单向卫星小站开通。
　　1993年8月：深交所、中国广播卫星公司、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深圳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以3：3：2：2的股份比例组建深圳证券卫星通信公司。
　　1993年12月22日：上交所卫星数据双向通信系统开通。
　　1993年12月24日：上交所撮合系统顺利升级到惠普公司的827s主机系统上。
　　1993年：小键盘取代触摸屏；深圳证券卫星通信公司分别在广东深圳、肇庆、浙江宁波举办了双向卫星站定货会，推广卫星双向站。
　　1992年至1993年：证券公司陆续引进电视墙、LCD显示屏建立营业部的行情揭示系统；上海、深圳券商分别采用台湾的乾隆、建功行情分析软件供股民查询历史数据。
　　1994年8月29日：双向卫星站在深圳开通。

中国证券期货技术10年系列报道之三：“地震”连连 监管“救灾”

　　从1995年出现国债期货“327”风波开始，虽然隔三差五没断了技术修补，但中国证券市场却似乎越来越走不出“雷区”。百思不得其解的证券人，终于开始意识到，证券市场的安全离不开技术，但技术织补并不等于就是安全。 关于技术与管理之间的辩证关系，开始成为证券市场思考的热点。
　　“地震”连连 监管“救灾”
　　● 本刊记者 杨小薇 于江
　　“327”：一贴清醒剂
　　1995年2月22日，出国考察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尉文渊，比原定归期提前6天回到上海。23日，他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交易所上班。但他万没想到的是，这一天在上交所发生了日后被业界称为“中国巴林事件”的“327”国债事件。这一事件成为他以及许多中国第一代证券人的“滑铁卢”。
　　1995年2月23日，财政部公布了1995年新债发行量，加之“327”国债本身贴息消息日趋明朗，全国各地国债期货市场都快速拉升出向上突破行情。这一天，万国证券凭借利好消息违规联手操作，超限额持仓打压价格，造成市场极大混乱。收市前10来分钟，空头抛出巨量空单，迫使“327”合约由10分钟前的暴涨3元瞬间转为暴挫0.71元。当时的股市走势图上出现一根不可思议的笔直的绿线。这一空前绝后的盘面，令无数中国人终生难忘。收市后，尉文渊经过1小时近乎绝望的思考，于当晚11点，让上交所通过卫星向全国宣布：当天最后8分钟内的“327”合约交易无效，予以取消。此后不久，尉文渊的证券生涯也走出了与“327”合约最后10几分钟交易曲线十分相像的一条“绿线”。
　　“327”事件发生后不久，国债期货市场又连续出现几起恶性风波，使监管方终于彻底意识到，当时的国债期货交易已基本沦为赌场。5月17日，中国证监会鉴于当时中国不具备开展国债期货交易的基本条件，作出了暂停中国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交易试点的决定。9月15日，上交所理事会应尉文渊的要求，免去其总经理的职务。随后，上海中央证券登记公司第一任总经理俞建麟也于1996年从证券市场匿迹。
　　6年后,记者见到当年“327”事件中的一些重要人物时，发现这许多年来，作为人生经历过的灰色大站，他们一直都抑制不住要对“327”不停反思。
　　2001年盛夏，在向记者谈起“327”往事时，俞建麟并没有如常人想象的那般踟蹰，了然于胸的答案竟是脱口而出。他认为，造成“327”事件的因素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当时既没有在“前门堵”，也没有在“后门关”。
　　他所说的“前门”，是指技术系统在风险控制上的缺陷。当时，上交所的主要交易品种是股票。后来上了国债期货后，国债期货交易实际上是在与现货交易共用一套交易系统。对此，尉文渊也坦承：“技术是顶不上去。尽管我们当时已经认识到了系统的缺陷，但由于国债期货火起来的时间很短，总共才4个月，而且系统改动的难度也很大。”
　　就这样，由于交易所“没下太大决心”，使期货交易系统专有的风险前置控制程序，根本没有固化到上交所的交易系统中。其结果是，不具有卖空机制的股票交易系统，不能对可以卖空的期货公司交易席位或券商交易席位上的国债期货的保证金和仓位状态进行逐笔检查。一旦出现超额交易，由于缺乏穿仓预警和自动平仓手段，失去理智的投资者会立刻变成赌徒，拼命加开空仓。如果他们做反了方向，无力支付的海量超额资金，会远远大于投资者的实际支付能力。不可思议的是，在当时交易规则和配套法律都缺位的情况下，大部分“赌徒”事后根本不负任何法律责任。结果，全部资金风险都转嫁给了负责清算的上海证券中央登记公司头上。“327”之后，登记公司为此负债累累，多少年翻不过身来。
　　这还不算，当时不仅上交所的交易系统没有为国债期货做足准备，券商的信息系统也同样像个“玩具”。在“327”中全军覆没的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虽然那时也有个期货交易系统，但据知情者透露，当年这套匆匆上马的系统，只是为了完成日常交易，外加满足清算，而期货交易系统中其余必备的风险控制功能统统没有。
　　如同技术系统堵不住“前门”一样，当时中国证券市场的管理体制、配套法律体系以及整个国家的金融监管经验，也都没有能力把从“前门”钻进来的非理性交易在后门通过人和制度加以控制，造成这些风险竟大摇大摆地四处滋事。
　　金融工程管理滞后
　　现任华夏证券总工程师的周志钢，时任万国证券的研发部主任，他亲身经历了“327”事件。在今年不久前，在向记者分析起“327”时代技术系统弊端时，同时拥有计算机和数学学位、最近又刚刚在中欧工商管理学院读完MBA的周志钢，引入的竟是“金融工程”概念。
　　在今天的他看来，当年“327”风波的出现，实际上是金融工程研究滞后造成的。他认为：“若从金融工程的角度看，一个新品种的收益和风险其实是同等的。但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只有股票一个品种时，业界对国债期货这个新品种有多大风险，该怎么操作、怎么管理和怎么监控，一点概念都没有，而是在沿用股票的办法管理属于金融衍生品的国债期货。也是用同样的理念来规划、建设技术系统。出事后，无论是我，还是别人都觉得很茫然，想不通，认为还是操作层面的事。现在想来，其实是当初对风险防范得不够。”
　　大约在1997年、1998年期间，周志钢从美国JP.摩根处找到了一个用于金融工程风险控制的利器——可以固化到券商内部监控系统中的数学模型(美国证券行业风险控制软件，已成为美国行业性的标准)。“你的仓位能承受的风险，保证金，以及对整个市场的风险评测，都可以细化到每个投资品种。模型会告诉你收益是多少，但同时也会告诉你风险是多少。决策者可以根据风险评测的数据，结合企业的风险偏好，决定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可惜这种模型，当年我们在做系统时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周志钢说话的语调很平缓。但在这平缓表达的背后，积淀了长达数年的思索。
　　据他透露，其实在“327”风波发生之前，时任万国证券总经理的管金生已经在内部轰轰烈烈发动了“五大机制”改革。在新建机制中就有风险防范机制。“但从提出五大机制到出事，中间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交易监督制约机制、风险防范机制的流程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因此，每当提起“327”，周志钢不仅“有阵痛，心里很不舒服”，而且，也让1992年进入万国证券的他，多少有些许“不甘心”。
　　直到“327”事件爆发，刚刚找到良好感觉的证券人才猛然发现，在为了保效率拼命圈地而放弃安全和监控的时候，曾经像金山一样的资本市场，竟魔术般变成了一座火焰山。迫不得已，证券人又开始寻找灭火的“芭蕉扇”。
　　上海：“清算”诸侯割据
　　1995年底，“327”风波总算平息了。已经从上交所独立出去的上海证券中央登记公司，在为“327”背上大量债务后，在业内最早开始行亡羊补牢之举。时任登记公司技术部经理的蒋建人说：“在‘327’后的市场冷静期里，我们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好好考虑一下清算业务模式和整合清算系统。”
　　上海登记公司立即动手，回收散落于各地“诸侯”手中的清算权，废除了差一点置他们于死地的三级清算，改为法人清算，开始实行沿用至今的二级清算，即登记公司与其会员证券公司法人进行一级清算，券商直接与股民进行二级清算。其目的是把分散在各地结算代理机构、银行的资金管理权集中到登记公司，但资金仍存在银行。
　　上海登记公司何以非要从三级清算开刀？
　　从1993年5月9日正式运行之日起，上海登记公司就采用了“中央登记”模式。为了方便股民，当时的上海登记公司采用了三级清算：即上海登记公司与异地结算代理机构进行一级清算；结算代理机构与当地证券营业部进行二级清算；营业部与股民进行三级清算。这样做最大的弊端是使资金全都分散在各地，上海登记公司本身却没有资金可用。如需垫付清算资金，登记公司只好向上海的银行贷款。为此，登记公司背上了沉重的利息负担。尤其在“327”事件中，投资者的欠款排山倒海般全部压在了上海登记公司身上。
　　清算权的进一步集中，券商从中也获益颇多：券商总部藉此收回了营业部部分资金管理权，大大制约了当时营业部普遍滥用资金的现象；此外，券商还可以以总部为单位，统一向登记公司支付清算保证金，大大提高了券商的资金利用率。
　　上海登记公司1997年1月正式开始推行法人清算模式。新模式的平滑转变得到了在“327”冷静期后重新整合过的清算系统的鼎力支持。这个被蒋建人称为登记公司“大规模信息基础建设序幕”的技术升级，开始于“327”出事不久后的1995年7月，但直到1997年1月才启动大规模投资。结合公司搬迁浦东，登记公司为此先后投入了五六千万元人民币。直到1999年，整个系统才全部完成上线。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上海登记公司采取分模块整合的策略，重组了清算系统，先后搭建起开户、交收、存管、债券、权益、清算、日终(每日收市后的数据处理)和通信8大子系统。系统全线运行后，不但提高了上海登记公司清算系统的集成性，使子系统之间的数据可以做到共享，而且对上海登记公司的原有业务模式也逐步做了改造与重组。
　　这8大子系统中，首先投入运营的是“A股开户系统”，这个系统是蒋建人在登记公司首次引进的IBM AS/400平台上开发的。“A股开户系统”启动之前，虽然股票早就实现了无纸化，但登记公司从各地拿过来的股民开户资料却还都是纸质的。蒋建人回忆说：“股民的开户资料一堆堆地堆在地上，对与错都没有人管。还曾多次发生过两个自然人用同一个账户的重号现象，弄得都无法确认账户中的股票是谁买的，结果两人的财产关系根本没办法确定。”虽然依据法律，登记公司负有说清类似财产关系的义务，但实际上它有时就是难以说清。而基于计算机管理的开户系统的建立，便从根本上杜绝了这种账户重号的问题。由此，登记公司的业务人员开始对技术刮目相看，“变得非常支持技术系统建设了。”
　　继开户系统启动后，1997年10月，登记公司交收子系统投产运行。法人清算的模式以及整个业务流程，也开始全部都固化在交收系统中了。这步棋实际上是为上海登记公司业务模式的大变革鸣锣开道。
　　但解决旧问题时流的汗尚未擦干，新问题又接二连三冒了出来：由于银行与证券市场的效率不同步，证券清算时的交收不畅，已连累到法人清算，带来了交收效率下降。其实，早期的上海登记公司之所以实行三级清算、在全国设立了几百个结算代理机构，并非没有道理。主要是因为那时在不同银行间甚至同一银行内进行异地转账时，资金在途时间经常需要两三天，无法保证当时股票市场T+1(当天买入，第二天才能卖出)的交收周期。而实行法人清算后，尽管资金清算权的集中提升了交收安全，却使效率也降下来了。这种效率瓶颈，曾一度使上海登记公司在安全与效率之间处于鱼和熊掌不能两全的境地。直到1998年登记公司的Prop通信软件平台投入使用，才使安全与效率真正得到平衡发展。
　　通过Prop通信平台，登记公司各地的客户可以跟银行直联，在银行和登记公司之间划拨款项。同时，在证券市场海量资金的“诱惑”下，银行应登记公司的要求，可以做到2小时内划款必须到账。自此，异行间、异地间的资金在途时间从两三天一下子缩短到2小时之内。这使法人清算的效率也恢复到原来三级清算时的水准，大大化解了集中交收带来的不便。当时在上海登记公司业务人员中流传着这样一个评价——“如果没有Prop和交收系统的支持，法人结算恐怕不会推得这么成功。”
　　深圳：确立两级托管
　　虽同为证券登记公司，千里之外的深圳证券登记公司走出的一行脚印，与上海登记公司并不重合。虽然在“清算”诸侯割据上是个特例，但仍然各有千秋。与上海人做事相反，早于深交所成立的深圳证券登记公司，在成立之初是与深交所相互独立的两个法人单位。到了1995年9月，深圳登记公司却并入了深交所。
　　1993年7月，颇费了一番戏剧性周折才从贵州遵义三线企业调到深圳登记公司的万南洋，之前从没有接触过证券领域，他是通过开发系统，才熟悉了整个登记公司的业务模式与流程。当1994年8月在IBM AS400上开发的新系统顺利上线后，与业务磨合了一年的他发现，当时登记公司的集中清算、分布式登记的业务模式有问题。旧模式让万南洋觉得像“诸侯割据”。
　　各辖一方水土的业务模式导致很多环节走不通。比如，股民的权益分配以及股息派发都要由深圳登记公司先派给银行，银行再把钱分到投资者的证券账户上。由于登记公司跟投资者、银行、证券公司没有直接关系，谁在哪里，登记公司根本搞不清，这给登记公司的管理和风险监控都带来了相当难度。
　　业务模式上的缺陷反应在清算系统里就是数据流向不合理。于是，1994年8月版系统上线不久，时任深圳证券登记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的万南洋马不停蹄，立刻又投入了系统改版。这便是1995年开始、1996年5月18日完成的深圳证券登记公司(1995年9月，深圳证券登记公司并入深交所)的“5.18”工程。
　　由清算系统理顺的业务模式和数据流向，开始把深圳登记公司由“集中清算、分布式登记”的模式改为“集中清算、两级托管”。为顺利实现改革，万南洋先在系统里统一了全国股东代码，使深交所的股民可以在全国任何一家证券营业部做交易。这为投资者带来了极大方便，同时也简化了深交所的前台监控系统；监控系统在交易前只用做股东资料处理，而无须查询席位情况。这也是后来证券市场一度呈现出深强沪弱的主要技术因素之一。
　　接着，深圳登记公司也开始回收散落于各地“诸侯”手中的清算权，将投资者的明细账，即二级账全部收入清算系统。而在此前，交易所的清算系统里只有券商的一级账。在新模式下，登记公司管全国的总账，券商管投资者的账，券商的账是总账的子集。至此，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央、券商两级的托管才真正得以实现。走到这一步，深交所的清算模式便真正固化在了信息系统之中。
　　就在交易所忙着“清算”诸侯割据的时候，券商那头的安全开始频频告急，隐患有快速升级为大面积灾难的趋势。
　　初遇多事之秋
　　早在1994年，发生在万国证券上海陆家浜营业部的宕机事故，曾给周志钢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当时，这个营业部的交易服务器硬盘坏了，由于没有备份机，在数据恢复的一个多小时内，营业部的交易只好中断。为此，失去了机会财富的四五十个股民，因一时气愤砸了营业部。事情发生后，为了处理股民赔偿问题，万国证券公司总部经纪管理部的全班人马出动，集体到陆家浜营业部上了好几天班。结果，本来是一台七八万元的备份服务器就可以避免的事故，却让万国付出远高于这个数目的代价。事后，陆家浜营业部的经理曾对周志钢说：“花再多的钱也要解决备份问题。”
　　正当券商疲于应付由系统可靠性隐患带来的困扰时，来自内外部黑客攻击系统、利用系统作案的恶性安全事件，又成了券商真正的心头大患。
　　曾为中国证券市场打江山立过汗马功劳的Novell系统，由于天生存在安全缺陷，那时已渐渐成为证券行业信息系统最大的隐忧。一些券商内部的不法技术人员，开始利用Fox系列产品的技术缺陷，钻保证金管理的空子。他们通过技术手段将他人的保证金挪到自己账户上买卖股票，同时还能把账做平，赚了归自己。即使做亏了，被盗股民也很难发现。他们还用这种方法盗卖股民的股票。这时，人们才清醒意识到，作为微机数据库，Foxpro、Foxbase平台本身就不安全，它对数据的完整性、安全性无法完全保障。能接触到Fox的人，可以没有任何技术障碍地看到并改动系统中所有的信息。在他们面前，系统是个可让他们按私欲任意摆布的“魔方”。而券商的领导所能做的，似乎只是祈祷他的技术人员职业道德良好。今天回头看去，国信证券的技术总监廖亚滨苦笑着用“庆幸”两字来形容他们公司这么多年来的平安无事。
　　1995年底开始，大部分券商纷纷采用NT平台上的SQL Server升级了自己的柜台交易系统，在不降低效率的前提下，全面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尽可能提高平均无故障比例。此外，该系统还对系统每个用户相应的权限做出了限制。从此，Novell系统渐渐淡出我国证券行业。目前，已有80%至90%的证券公司采用了NT平台上的SQL Server。
　　规范出世
　　据业内资深人士回忆，即使做了平台升级，市场里的技术事故还是频繁到了几乎月月都有案子。诸如因挖沟导致通讯中断、宕机、电脑人员作案、操作失误等层出不穷。“尽管这些案子最终涉及的金额都不大，但那时候通信断了后，又没有备份，焦急的股民就噼呖啪啦地砸桌子、砸玻璃，影响特别坏。”中国证监会技术监管处副处长杨书琴回忆说。
　　长久以来对信息系统安全和系统可靠性的忽视，终于让券商开始为之付出代价，也终于让监管部门明白了，安全一定要从技术抓起，但更重要的是制度上的安全。如今中国证监会对中国证券期货信息技术的监管职能，就是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延伸出来的。
　　杨书琴在回忆信息中心成立之初时说：“当时对这一系列案件的调查和处理，在很大意义上向我们提出了要求：行业技术不能不管。开始，它可能只是违规，但最后会引起犯罪。”于是，中国证监会一改以往对行业技术“无为而治”的管理态度，1997年正式成立了承担着技术监管、系统规划与推动实施、监管行业信息资源功能的职能部门——中国证监会信息中心。
　　证监会信息中心成立伊始便担任技术监管处副处长的杨书琴，是将起草全行业的“营业部信息系统管理规范”，作为自己新工作的起点。“在这之前，我们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一直在摸索行业技术监管到底该怎么去管？”经过无数次的讨论、征求意见和争执，信息中心监管行业技术的思路日渐清晰，即：要实行集中管理。“集中管理的概念，实际上是让各证券公司拥有下面营业部技术管理的权力。而以前总部是没有这个权力的。”杨书琴说。
　　其实，集中管理直到今天也才刚刚迈出零点。业内有人称此为“历史的遗憾”。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证券市场是在最不可能出现的地方发展起来的。它是先有柜台交易，然后才有了管理这些柜台的营业部。后来，营业部生出了它明天的“父母”——证券公司，最后才有了今天看上去横竖都得有的证券交易所。这种古里古怪的发展历史，使得中国的券商过去一直采用以营业部为利润中心的建制，在技术管理上就更是一盘散沙。交易所直接面对的是营业部，营业部的技术系统成为整个证券市场信息环路中十分重要的一环。
　　这样的技术框架，也决定了营业部的网络管理框架——营业部有权决定自己的技术系统，证券公司的管理被完全架空。营业部往往各自为政。同一家证券公司的营业部间使用的柜台交易系统版本不同甚至品牌不同的情况司空见惯。营业部与公司总部间，在各方面的管理，包括技术管理都“很松散”。尤其在技术上，根本不受公司控制，也不接受交易所的领导。结果，组织和管理上的松散，使大小券商很难控制营业部系统的技术风险，尤其对人为因素引发的技术事故常常束手无策。
　　因此，证监会信息中心于1999年发布的《证券经营机构营业部信息系统技术管理规范(试行)》(简称规范)，特别将集中管理作为核心理念贯穿其中。于是，“电脑中心”这种组织建制，第一次出现在证券行业性的技术管理法规中。在泰阳证券信息中心副总经理汤玉龙看来，“‘电脑中心’明确规定了总部必须有电脑管理部门。它赋予总部技术管理的权力，明确了它的责任、义务和框架。”显然，规范对券商组织结构的改变，直接决定了技术管理的模式。
　　众所周知，信息系统建设是要花钱投入的。但在规范出台以前，券商总部的技术人员要钱很不容易。总有人问，凭什么要这么多钱？杂牌机就够了，要名牌机干什么？但现在，技术人员可以拿着规范这把“利剑”，理直气壮地“只管向老总要投入”。自此以后，像通信设备备份，交易、行情服务器双机备份，数据备份等等过去不受重视的“奢侈”消费，也成为了证券业再自然不过的技术措施。证券人已无须再在事故后的后悔声中，没完没了地往系统上贴补丁了。
　　规范中的另一大突破是建立了营业部技术从业人员的轮岗制度。杨书琴强调：“营业部技术人员随时可以从A地区调到B地区。这其实至关重要。总部只有在组织上建立这样的制度，才可能打破人员地域的局限。”人员相互间的制衡，无疑为券商的系统加上了一堵制度的“防火墙”。
　　然而，白纸黑字好写，要把它们都落实为从南到北、自上而下的制度，谈何容易！尽管集中模式可以把券商从作坊里带到现代化的大企业之中，但当年靠营业部养大的券商，真要彻底与营业部摊牌，讲新世纪发展的大道理时，却感到阻力重重。10年的历史不长，但对中国券商来说它挺沉。也许到了该清理清理，然后轻装上路的时候了。
　　(请读者继续关注本刊下期的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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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市场规范期技术大事记
　　1994年8月：深圳证券登记公司首次在IBM AS/400上开发的清算系统上线。
　　1995年：深圳登记公司启动全面改造清算系统的“5.18”工程。
　　1995年2月23日：发生“327”国债期货事件。
　　1995年7月：上海证券登记公司启动清算系统升级工程。
　　1995年9月：深圳证券登记公司并入深圳证券交易所。
　　1995年底：券商开始陆续将柜台交易系统移植到Windows NT平台的SQL SERVER上；NOVELL开始淡出中国证券技术舞台。
　　1996年5月18日：深交所清算系统改造“5.18”工程顺利完成，系统投入运行。
　　1995年～1996年：中国证券技术事故频发。
　　1997年1月：上海证券中央登记公司开始推行法人清算模式；开始大规模技术投入。
　　1997年：中国证监会信息中心成立。
　　1997年～1999年：上海证券登记公司采取分模块整合策略，重组清算系统，先后搭建了开户、交收、存管、债券、权益、清算、日终和通信8大子系统。
　　1997年10月：上海登记公司交收子系统投产运行。
　　1998年3月5日：证监会信息中心出台《证券营业机构营业部信息技术管理规范(试行)》。
　　1998年：上海登记公司的PROP通信软件平台投入使用。
　　1999年：上海证券登记公司清算系统整合完成，全面上线。

中国证券期货技术10年系列报道之四：先安度千年 后收拾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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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千年虫”杀了过来。困扰证券市场多年的分散式营业部建制，有可能再次成为障碍。但留给行业的时间已来不及先理顺架构再“捉虫”。
　　先安度千年 后收拾山河
　　● 本刊记者 杨小薇 于江
　　从1998年8月开始的半年内，在“千年虫”的骚扰下，为制定全行业的测试方案，“中国证券期货业计算机2000年问题工作小组”的专家们开始了飞行生活。
　　据小组专家之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助理兼技术总监谢玮回忆，当时包括他在内的很多证券技术人员都认为，“千年虫”对中国证券行业的影响并不很大，因为证券行业的系统都是20世纪90年代构建的；此外，证券行业的技术系统中用得上系统时钟的也不太多。但这条“虫”之所以让他们如此重视，是源于证监会应对2000年问题的“另类”思路。
　　对此，证监会信息中心技术监管处副处长杨书琴解释道：“2000年的问题，不仅仅在于解决‘千年虫’。解决它是第一目标，我们的第二目标是让整个行业的技术和安全上一个台阶。”
　　当真正实施起来他们发现，在现有技术管理格局下，只须确认操作系统的系统时钟不出现混乱，再做好数据备份，应该可以达到第一目标。而第二个目标，却要穿越“千年”，向下个世纪延伸。也许当时他们胸有成竹，也许他们万般无奈，但眼前的道路只有一条——在不动现有券商技术系统大格局的前提下强度“千年”。
　　起点变路障
　　哲学上有句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中国证券市场以千百个营业部直接与交易所相连所构成的技术体系，也是在当时最合理的那一点起步的。
　　1991年11月，当现任国信证券信息中心总监廖亚滨编写的柜台交易系统在深圳国投(现国信证券)证券营业一部上线运行后不久，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刚刚从上海大学应聘到万国证券当电脑中心负责人的郭怡峰，在招待所封闭了一个月，编写出万国历史上、也是上海券商的第一套柜台交易系统。11月底，这套投资近20万元的系统在当时万国证券黄浦营业部开始运行。没多久，万国证券的静安、徐汇营业部迫不及待地将它克隆了过去。
　　就这样，中国券商的技术系统几乎同时在相距千里的深圳和上海，以营业部为中心迈出了第一步。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
　　作为中国证券柜台交易系统扉页级人物之一、现任申银万国证券公司电脑网络中心总经理的郭怡峰，10年后对以营业部为重心的证券公司技术架构作了一次总结：“在中国证券市场起步初期，这样的架构是合理的、也是最佳选择。”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的证券公司一穷二白，没有资金，没有技术人员，只能选择成本低而技术上简单易用的微机网络技术以营业部为单位单兵作战，根本无力搭建总部级的主机系统。Novell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大举进入证券行业的。现任华夏证券总工程师的周志钢，在进入证券行业之前，所在的华东计算机研究所经常为银行做小型机系统，在同为金融行业的证券业看到微机网络技术遍地开花时，他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在他看来，Novell系统就像在忙于“圈地时”，券商来不及细看而随手捡来的一个工具。
　　当时，作为证券市场中心的深沪两家交易所的技术架构也推动了券商营业部模式的技术架构形成。“由于交易所直接跟以独立身份出现的营业部打交道，那时证券公司对交易所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位于某某市某某路上的某某营业部。这样的管理格局迅速地把中国证券市场搭建起来了，绝对有效率，速度非常快。”泰阳证券信息中心副总经理汤玉龙说。
　　在中国证券行业的创业期，一边是缺钱少人，而另一边是飞速扩张、大发展，以营业部“为单元”构建小规模的技术系统，也是摆在券商技术人员面前的惟一选择。灵活的营业部柜台交易系统确实在1992年、1993年的证券市场大发展时期立下了汗马功劳。1992年到1993年间，万国在全国一共新开了50家营业部，固化在柜台交易系统中的业务模式在郭怡峰的手中飞速地复制。正是相对简单的软硬件技术，缓解了大发展中万国熟练业务人员与技术人员奇缺带来的瓶颈。
　　1993年，深沪两地证券交易所的卫星传输系统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更要命的是，两交易所之间并没有联网，每个营业部必须同时申请装深圳、上海两交易所的接收小站，手续繁杂，费用也高，等待时间很长。结果，即使有了卫星传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部分营业部依然是“上海不能做深圳，深圳不能做上海”。 另据当时刚步入万国证券的周志钢回忆：“上海深圳两边的市场就等于两个水库，但中间没有一个河相通，如果打通一个连接它们的管道，流量肯定很大。”因此当万国开始考虑向自己的股民提供深圳的A股交易服务时，痛感没有现成的交易通道。面对巨大的商机，万国下决心一定要打通深圳市场。
　　于是，搞通讯出身的周志钢用两三个星期开发了一套至今看来“还蛮经典”的券商的第一套通信传输软件。而这套软件的原型，最初是为了帮助万国暂时没有席位的营业部从有席位的营业部那里及时得到行情、进行交易而开发的。很快，在深圳国投营业一部与上海万国黄浦营业部之间，周志钢用一条9.6Kbs传输速率的长途电话线建了一个并发电话网(可以同时传输行情与交易委托)。正是借助了这套通信传输软件，万国与深圳国投的股民终于可以做异地股票交易了。这一招让万国抢得了当时上海滩90%做深圳股票交易的股民。此一战中，万国在与上海“老三家”券商中的另外两家——申银与海通——的竞争中大获全胜。
　　实际上，万国是在深、沪两交易所根本没可能实现联网的绝处逢生，进而取胜。然而，在营业部模式下，即使是两家证券公司总部决定打通上海、深圳两地市场，最终的技术节点还是落在了营业部内。直到1994年，当深沪两交易所的卫星传输在全国都实现落地后，万国的这套通信软件才光荣“退役”。
　　分散积聚风险
　　在1992年、1993年的营业部大发展期，郭怡峰将自己编写的柜台交易系统迅速克隆了50余套。那时，在他的眼中，万国总部的电脑中心是与各地一个个的营业部技术部门重合、纠葛在一起的。即使这样，当他一旦呆在上海总部办公室时，却发现距离自己一个个亲手建起的系统似乎很远。他一点都不知道，这些系统现在正在干什么、情况怎么样？以营业部为节点发展起来的证券交易系统的劣势隐隐约约开始显露出端倪。廖亚滨也有类似的经历与担忧。他用“摸着石头过河”来形容那段历程。“我们走了很多弯路、低水平重复的事也做了很多”，他说。
　　在证券行业大发展期过去不久，走在“弯路”上的营业部交易系统就暴露出了可靠性、安全性缺陷。1995年、1996年期间，中国证券行业频频出现的技术事故就源于此。分散的技术架构犹如稀疏的篱笆，既挡不住妄图闯进的黑客，也拦不住技术风险外泄。
　　1996年，遭受“327”国债事件重创的中国股市再次复苏，进入又一轮的高速发展期。某些营业部私自大面积拆借资金，恶意透支，呆账连连。对此，被技术模式架空的券商总部犹如摸象的瞎子，根本无力控制。时任君安证券电脑部副经理的谢权说：“总部拿不到各营业部的数据，他们在干什么都不知道，何来控制？”在失控的营业部，一些不法管理人员就如同割据一方的诸侯，借助“天高地远”而为所欲为。
　　几年前，一家位于深圳关外的君安营业部曾发生过一个触目惊心的事件。该营业部的总经理、财务经理、电脑部经理勾结在一起，利用私自在柜台交易系统与交易所接口间加的一个程序，截流买卖委托间的差价。在1年多的时间里，获利居然达百万元。然而对此，君安总部竟长期一无所知。直到一年多后，君安才通过与交易所进行联合财务稽核才把这批蛀虫挖了出来。令人不安的是，类似的恶性事故，几乎年年都会在不同券商的不同营业部上演。
　　1998年发生的“建工事件”，更是将营业部的技术系统性安全漏洞暴露无遗。那一年，一位手里有几千股建工股票的上海股民黑客，为了给自己所持的建工股票托市，他轻易绕过了营业部的柜台委托系统，通过网络获得了交易所委托数据库的DBF读写权。他曾动用2亿元资金把建工的股票价位打到涨停板，然后趁高价位抛出手中的股票获利。最后，被他盗用交易席位的券商差点破产。提起“建工事件”，直到今天周志钢还后怕不已。他说：“这个人当时不用把交易所委托库中的所有数据都改掉，哪怕就只再改100支股票的数据，那么，我们的股市就乱套了。”
　　直至今年9月10日银广厦复盘后，全国6家券商的7家营业部又有案发——由于股民交易密码被盗用，造成银广厦股票被盗买。据业界资深技术人士判断，银广厦股票盗买事件时间集中(多发生在9月12日至14日)、地点集中(大部分发生于北京、广东)，而在每一个营业部盗买事件仅发生在一股民身上，因此，可以基本否定人们广为猜疑的是机构为了解套所为；同时，在此期间这些营业部的系统并没有黑客入侵的攻击记录，“黑客说”也可以否定。于是，怀疑更多地投向个人密码失窃，以及电话委托(盗买事件中涉及的大部分委托都是通过公用电话下的单)存在安全漏洞上。
　　据了解，证券行业为了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电话的重拨键获取他人交易密码，曾敲掉营业部内的电话重拨键。但类似做法并不适用于公用电话。然而在此次银广厦股票盗买事件中，分别有一个大户和一个中户股民的密码被窃，但“盗买”委托并不是通过公用电话下达的，而是在营业部内所为。据事后依照交易日志回放的技术动作显示，这部分交易并不是在受损股民注册的交易位置上下达的。相关人士认为，这与营业部管理不严有一定关系。面对短期内多名股民的密码被盗用，从事多年安全技术研究的北京网泰金安公司总经理裴泰宏，将原因直指券商技术系统处于分散状态导致的管理不到位。
　　10年过去了，一成不变的营业部建制就像一件为婴儿期定做的外衣，让如今已人高马大的证券行业穿起来捉襟见肘；即使是不断地修修补补，却依然赶不上券商的成长需要。以盘踞一方诸侯面目诞生，曾为证券市场快速发展杀出一条血路的营业部，在管理与技术上架空证券公司总部的历史必然，正在新形势下遭到空前的挑战。
　　其实，从1994年开始，就不断有券商的技术管理先驱，先后多次尝试在总部建立集中技术系统，以收拢散落于营业部手中的“兵权”。但由于技术、管理以及历史多方面的制约，曾几度使他们打破桎梏的努力全化为乌有。曾经可以带来温暖的那件“婴儿服”，已不知不觉中成为证券行业技术发展上的障碍，越来越多地限制了技术、管理和服务的提升，甚至渐渐成为券商构建自己核心竞争力的桎梏。而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千年虫”迅速爬到跟前。
　　“千年虫”提升系统
　　1998年3月，证监会发布了《证券经营机构营业部信息系统技术管理规范》，希望藉此将原先处于“割据”状态的营业部技术管理权力，名正言顺地收交到券商总部手里。但新的管理体制还未及巩固，“千年虫”就气势汹汹地来了。在证监会的眼中，这条“虫子”的到来，恰好为巩固规范、提高券商技术系统抗风险能力提供了一个大好契机。
　　1998年8月底，让谢玮和深交所现任信息中心副总监邓晖等人忙碌不已的证券行业强度“千年”的第一次测试方案终于出台了。9月26日、27日这两天，上交所、深交所与15家证券营业部(其中9家在深沪两市、5家在省会城市、1家在计划单列市)参加了证券行业第一次摸底性测试。测试主要集中在两个敏感时间段：1999年12月31日到2000年1月1日的年关和2月28日到2月29日的闰月。
　　这次测试结果，印证了业内人士在此之前最担心的事——长期处于割据状态、水平参差不齐的营业部技术系统问题不少，尤其是数据备份与技术文档环节令人堪忧。据当时的参与人员事后透露，“有几家营业部一开始切换系统就死机了。其中不少营业部的备份系统都是大摆设”。而备份工作恰好是解决2000年问题的基础。如果连数据都没有备份，一旦出现问题，数据的恢复、系统的重建、股民权益的保障等等都无从谈起。这种现状曾让业内许多人当场惊出了一身冷汗。于是，此后三次全行业的联网测试中，备份环节成为证券业2000问题工作小组的重中之重。
　　而“大部分测试单位没有完整的过程记录和故障记录”，也是让他们最担心的。忽视技术文档管理，这在证券业技术人员中其实由来已久。以前，证券行业的技术人员写完程序后，都习惯自己拿着技术文档，但下次用的时候未必能找到；而这个人一走，便会把技术文档、参数等都装在脑子中一起带走。杨书琴称这是典型的“作坊式”做法。
　　毋庸置疑，建立证券行业技术人员规范化的文档管理体系已迫在眉睫。这整个记录的过程被业内高度浓缩为10个字：写要做的事，做写下的事。
　　1998年11月28日和29日，证券行业第二次联网测试启动，但这次却是全国券商第一次联网测试。借此次测试的机会，证监会信息中心制定并下发了《测试流程文档记录标准格式》、《证券业2000年问题备份、应急方案参考性范例》等空白文档，并与部分券商的技术人员做了一些样板文档，发给全国所有的券商。在此后的“照葫芦画瓢”中，业内的技术人员在习惯成自然中，已慢慢将文字的规范溶进自己的日常工作习惯。参与制定了大部分标准文档的谢玮不无自信地说：“去问一问，营业部的哪个技术人员不记得这些文档，没从中受过益？”至今，这些获益的技术人员还在用这些规范化的文档管理技术，并在突发技术故障面前可以从容应对。
　　文档下发后，证监会组织了大规模的全国性检查。杨书琴戏称，泰阳证券(前湖南证券，2001年4月更名为泰阳证券)的信息中心副总经理汤玉龙就是她们检查规范文档中在湖南“捡到的”样板。
　　1999年秋，信息中心到长沙检查。那天在跑了很多家后，已经到了下午日将斜的5点多钟，泰阳证券已是可去可不去的一家。但一行人还是去了，坐下就开始听汤玉龙的汇报。汇报完的汤玉龙，当场得到这样一个评价：“你这是我们检查中最好的一家”。第二天，汤玉龙就被杨书琴“拽”到了上海。当时，上海正在召开证券业“千年虫”应急计划会议。会议安排汤玉龙第二天第一个发言，专讲应急计划。但在去上海的时候，她们并没有做应急计划。傻了眼的汤玉龙，当晚到上海街头找了一个打字社的小姐，给了几百块钱，让她到宾馆的房间里等。接着，汤玉龙写一页她打一页。当把100多页都写完时，已经到了清晨4点。
　　第二天一早，当汤玉龙讲解完这100多页厚的应急计划后，后面另外两家券商的技术人员便放弃了发言的机会。证监会信息中心主任徐雅萍当场决定，让汤玉龙在全国证券行业应对“千年虫”大会(1999年12月21日在北京召开)上讲演。后来，由证监会发布的《行业应急计划(3.0)版》，就是以汤玉龙这份应急计划为蓝本制定的。
　　一边是虎视眈眈的千年虫，一边是零乱、割据的营业部柜台交易系统，于是，券商技术管理人员正好“顺应”证监会的要求动了起来。当时�